【胡适写给儿子的一封信】离开胡适的日子:曹诚英的复旦岁月

2020-01-12 - 胡适

1947年初冬的一天,北风呼啸。在复旦嘉陵村(今复旦第四宿舍)门口,一位衣衫褴褛、饥寒交迫的年轻产妇倚靠在国权路旁,她的怀里抱着一个刚生下的婴儿,神情痛苦、奄奄一息。这时,从嘉陵村走出一位眉清目秀的中年女教师,她将茶水和家里仅有的两个熟鸡蛋送给产妇。产妇喝了热茶,渐渐缓过神来……事后,女教师自怜自叹:那位产妇倒下了,我尚能力所能及地给点帮助。如果有一天我倒下了,谁又能为我递一碗茶水,送两个鸡蛋?

复旦嘉陵村宿舍房子,现已拆除

这位女教师,就是中国农学界首位女教授、著名植物遗传学家曹诚英先生。曹诚英(1902-1973),字珮声,乳名丽娟,安徽绩溪旺川人。1942年10月至1952年9月,她在复旦大学农学院任教,是当年复旦为数不多的女教授之一(另一位徽派女教授是中文系的方令孺先生)。

曹诚英在植物遗传学(尤其是马铃薯品种改良技术)的研究成果,早已为农学界公认;近年来,她与胡适的恋情也浮出水面———她的传奇人生,凄婉曲折,动人心弦。

1946年夏,曹诚英随复旦从重庆返沪,在嘉陵村一共住了6年———对于她的这段经历,我一直充满好奇。由于她的个人资料早已被付之一炬,我们不得不借助于零散记录,来拼接她的嘉陵村“岁月拼图”……

为了胡适未竟之志

曹诚英早年喜好文学,1920年入读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后,曾参加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等人组织的文学团体“晨光社”(“湖畔诗社”的前身)。她写得一手好诗词,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曹诚英后来矢志农学,与胡适有关———说到底,与爱情有关。

少女曹诚英

曹诚英与胡适是同乡(胡适是绩溪上庄人),也是胡适三嫂的妹妹。1917年胡适遵母命与村姑江冬秀结婚时,时年15岁的曹诚英是伴娘。1923年6月,胡适到杭州养病,正在杭州读书的曹诚英前来照应,两人产生恋情。

在杭州烟霞洞,他们度过了三个月的“神仙生活”。胡适回到北京后,便提出与江冬秀离婚。江冬秀操起菜刀,声称先杀了两个儿子再离婚。胡适怕事情闹大,只得息事宁人。为此,徐志摩以“非关木石无恩意,为恐东厢泼醋瓶”一诗,道出了胡适的隐痛。

1921年,曾蓄须的胡适

然而,曹诚英却对胡适一往情深,终身挂念。1925年毕业前夕,她写信向胡适告别:“我爱你,刻骨的爱你!我回家去之后,仍像以前一样的爱你,请放心。” 1926年,在情感上灰头土脸的胡适以诗词《好事近》回复她:“多谢寄诗来,提起当年旧梦。

提起娟娟山月,使我心痛。殷勤说与寄诗人,及早相忘好。莫教迷离残梦,误了君年少。”曹诚英哪里忘得了“当年旧梦”,20年以后,她仍以一首《虞美人》表露心迹:“朱颜青鬓都消改,唯剩痴情在。廿年孤苦月华知,一似栖霞楼外数星时。”

青年曹诚英

胡适早年赴美留学,立志“以农报国”,入读的是康奈尔大学农学院。为了完成胡适未竟之志,曹诚英于1925年进入东南大学(后易名中央大学)农科读书,毕业后留校任教。1934年,曹诚英自费赴美读研,选的学校正是胡适的母校———康奈尔大学农学院。

为此,胡适特别写信给他的昔日女友韦莲司,嘱她照顾曹诚英。1937年夏,曹诚英学成归国。其时,正值抗战全面爆发,胡适不久就被派往美国。抗战那些年,胡、曹两人天各一方。由于颠沛流离、情感受挫,曹诚英贫病交加、身心俱疲。直到1946年从重庆返沪、定居复旦嘉陵村后,她的生活才稍稍安定下来。

“手表”和“月亮”

复旦嘉陵村,原为日本兵营和职员宿舍,是为纪念复旦西迁重庆嘉陵江畔办学而命名的教师宿舍。在所有复旦“村庄”(指复旦师生宿舍,统称“三村四庄”)中,嘉陵村的房屋结构最复杂,有平房、二层楼房和三层环形楼房等多种,共分A、B、C、D四个区。当年入住嘉陵村的,有不少是不带家眷的名教授。曹诚英单身一人,入住D区2号(也有说她住过A区和C区)。

曹诚英在嘉陵村的生活,清苦而孤独。她入住不久,就请来一位绩溪小同乡程彩芬当保姆。据程彩芬回忆,曹诚英当年看上去40来岁,个头不高,头发齐耳朝后梳,面孔清秀,皮肤白皙,人有点消瘦。她喜欢穿蓝色旗袍,和蔼可亲,举止优雅,很有风度。“卧室里摆着一张单人床。洁白的床单和被褥,清洁干净,书房里摆有长方形的办公桌,还有一个‘榻榻米’。所有物件摆放整齐,井井有条,生活设施基本齐全。”(查辅成《才女曹诚英》)

在程彩芬的叙述中,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一个细节是:曹诚英“戴一只手表,这在当时属于贵重物品”。这只手表是谁买的呢?胡适在美期间,曹诚英的大学同学、留美的朱汝华曾担任过曹、胡两人间的信使。朱汝华曾给胡适写信:“珮声(即曹诚英———引者注)来信,需一手表,是否可买,请在纽约代购约百元左右手表一只,带给珮声。

”在得知胡适已代她购买后,朱又写信给胡适:“表已买,甚善。望能告以价值,俾为华致珮声小礼物。”看来,曹诚英的手表,当是胡适所购。

今日复旦第四宿舍(国权路461弄)大门

另一个细节是:曹诚英的“卧室墙上挂着一幅字,是胡适亲手写的条幅,大意是一个人独坐楼中,望着明月沉思。”这个条幅究竟写的是什么?1923年杭州烟霞洞期间,胡适和曹诚英曾多次相伴到南高峰“望月”,胡适回京后给曹诚英写诗,“月亮”是他的关键词。

例如,《暂时的安慰》:“月光浸没着孤寂的我,转温润了我孤寂的心。”又如,《多谢》:“多谢你能来,慰我山中寂寞,伴我看山看月,过神仙生活。”最能代表胡适心境的,是他1923年12月22日在北京西山写的《秘魔崖月夜》:

据说,胡适晚年在台湾,客厅里就挂着他亲笔书写的条幅:“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他还常常以这一诗句书赠好友。那么,曹诚英卧室墙上“胡适亲手写的条幅”,会不会也是这个诗句呢?

嘉陵村内外的朋友圈

在嘉陵村里,曹诚英最知己的朋友,是青梅竹马的同乡、“湖畔诗人”汪静之。汪静之早年以爱情诗集《蕙的风》一举成名,其时在复旦中文系担任教授,最初住在嘉陵村B区,后来搬到C区9号。汪静之称曹诚英为“绩溪才女”,两家往来亲密,无话不谈。汪静之夫妇喜欢花卉,在家门口精心打造了“一座童话般美丽的花园”,这让曹诚英非常喜欢,常常乐而忘返。

“晨光社”部分成员(右起:汪静之、曹诚英、胡冠英、朱自清、叶圣陶、程仰之)

据汪静之的女儿汪伊虹回忆,她父母循五四习惯让孩子们叫曹诚英为“曹伯伯”,以示男女平等。“曹伯伯可以随便数落爸爸、笑爸爸老土……而爸爸一点都不生气。”“有一次天黑尽了,父母都没有回来,我感到整个世界都坍塌了,便哭着跑到家住A区的曹伯伯家里而说不出话来,她是我唯一知道住址的爸爸的朋友。

”在儿时的汪伊虹眼中,“曹伯伯是留美的,她喜欢美国的生活方式与情调,生活也很讲究,很有优越感”,曹诚英还请她喝过下午茶。“后来我才知道她心里其实是很苦。”(汪伊虹《迟了的对话》)

曹诚英心里“很苦”,还有一个旁证。一位邻家小孩回忆:“她每晚要按摩足部,她的脚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得出是缠过小脚后放开的,脚的骨骼已经变形……她告诉我:‘我们乡下不缠小脚的女人是嫁不出去的。’接着又补上一句:‘不过,你看我缠了小脚还是嫁不出去。’这句自我调侃的话,现在回想起来,充满伤感和悲凉。”(俞汝庸《我所知道的曹诚英》)

因为体弱多病,曹诚英在嘉陵村往往深居简出。她的朋友圈,以绩溪同乡为主。曹诚英热情好客,厨艺也不错,常在家中做绩溪点心和徽州菜招待同乡。除了汪静之外,胡适的朋友、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以及程仰之、石原皋等同乡好友,都来过嘉陵村。

石原皋记得,有一次,曹诚英盛情邀请他和汪孟邹到家吃徽州蒸饺子“……她的身体还是虚弱,但精神很好,吃了午饭,让她休息,我和老孟翁(指汪孟邹———引者注)就向她告辞了。”(石原皋《闲话胡适》)

同样是绩溪同乡,胡适却没有来过嘉陵村。1946年7月,胡适回国,出任北大校长。回国头几年,胡适忙于校务,与曹诚英是否见过面,尚无史料证明。1949年1月15日,胡适到达上海;4月6日,他乘船离沪赴美,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在沪两个多月时间里,曹诚英与胡适见过几次面,但都不在嘉陵村。

有一次会面,是在亚东图书馆同人的宴席上,胡适请人打电话给曹诚英,让她一同出席。据石原皋记述,那一次,曹诚英劝胡适不要跟蒋介石走,“胡笑而不答”。因为第二天复旦有课,曹诚英提前退了席;还有一次会面,来自汪静之的回忆:“珮声邀我同到上海市内去为适之师送行。

我说:‘你一个人送行才对,这一次生离,等于死别,你和他有许多情话要互相倾诉,我去对你们两人谈话不便……我就不去送行了。’珮声去送行,第二天回校,告诉我说:‘再三劝他不要走,挽留不住;我哀哭泪流,劝不回头!’说着又哭了。”(汪静之《我和胡适之先生的师生情谊》)

1949年1月到4月间,曹、胡究竟在上海会过几次面、在哪里会面,查当时《胡适日记》,难觅踪迹。留下一鳞半爪的,只有两条:2月16日,“6:30 大新楼,亚东同人邀吃饭。”2月25日,“下午米桑(有人考证认为“米桑”即指曹诚英———引者注)来,十一年半没相见了。”胡适向来爱惜“自己的羽毛”,在日记里刻意淡化了与曹诚英的会面,这与大胆执着、敢爱敢恨的后者比起来,形成鲜明对照。

“华尔华拉”式的坚守

与胡适诀别后,曹诚英如断雁孤鸿,健康每况愈下。她常常抱病上课,坚持熬过每个50分钟,即使已无力气把一句话完整讲出来,她仍然坚持分两段说明。“下课铃一响,她赶紧在几条板凳搭起的‘床’上休息。气还没有喘过来,上课铃又响了,她只好勉强爬起来,再捱过一个50分钟。

”(刘艳《中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曹诚英》)一位学生注意到,解放以后的复旦,曹诚英是唯一坐着讲课的教授,有时病得实在不能到校,她会把学生叫到家里,坚持上课。

曹诚英后来终身未嫁,但她却是学生们心中的慈母。1951年,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风靡全国,影片女主角华尔华拉在战争中失去了丈夫,后来把全部的爱奉献给了乡村教育,十步芳草,桃李满天下。一位复旦青年干部回忆,第一次见到戴着眼镜、满脸慈祥的曹诚英,“就差点叫出声来:‘这不是华尔华拉吗!

’”(王华良《首位农学女教授曹诚英的后半生》)当年的复旦康复楼,住着不少患肺结核病的学生,曹诚英拖着病体,常去探望。一位后来去沈阳农学院的学生至今不能忘记,在他生病时,收到过曹诚英送来的克宁全脂奶粉和橙子,里面附有一张纸条:“你在病中定会想念母亲。

你有什么要母亲做的事,就让我来给你做吧……”(吴万和《我的老师曹诚英》)在复旦百年校庆之际,不少农学院老校友提到曹诚英先生,都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

曹诚英的研究方向是植物遗传育种,后来主攻马铃薯品种改良。当年的复旦农学院,还不具备科研条件,她就把嘉陵村寓所前的院子改造成试验田,精心种植马铃薯。因为身体衰弱,“经不起长期在地里蹲着,每次做实验都带着一个小凳子。

”多年以后,她培育的马铃薯新品种,高产抗病,在东北地区普遍推广,有人称她为“马铃薯之母”———可以说,她的马铃薯遗传培植工程,是从嘉陵村起步的。1952年9月,因高校院系调整,复旦农学院迁往沈阳农学院。曹诚英体弱多病,本来可以不去北方,但因不忍心放弃心爱的农学,她毅然前往。从此,她离开了上海,离开了复旦。

晚年曹诚英

“文革”期间,曹诚英将全部个人资料(包括文稿、日记和诗词等)交给汪静之保存,并嘱咐待她死后“必须”全部烧毁(后来汪静之忍痛执行了她的遗嘱)。1973年1月18日,曹诚英因病去世。临终前,曹诚英嘱亲友把自己安葬在家乡旺川村口的山坡上———知情人知道,那里离胡适的家乡上庄一箭之遥,是胡适回乡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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