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名言】恩格斯的国家

2020-01-12 -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恩格斯尝对马克思的主要着眼于文明社会的阶级斗争理论在史前社会的推广,希望以此提高马克思理论的普适性与验证其正确性;此外,正如恩格斯在题目中所说,这是关于摩尔根的在人类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所做,摩尔根的研究成果与马克思的理论不谋而合,由此,恩格斯希望在摩尔根与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关于国家的理论,这也是马克思的意愿,以此揭示如同氏族必然由产生至灭亡,国家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一般经济条件变化下必然会走向消亡,从而为无产阶级斗争提供理论支持。

本篇读书报告集中于对恩格斯构建出来的国家理论的梳理与反思,所以不可避免地将涉及的部分集中到第九章“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而忽略了早期的历史演变的分析,而史前部分的研究才是本书精华所在,这当然是本篇报告不足之处。

恩格斯的国家理论的基础主要包括摩尔根的人类学理论与马克思《资本论》中的阶级斗争理论。

先将一些基本理论基础与前提梳理、概述如下:生存是个体与组织的第一需要,人口不断增加,组织规模不断扩大,对生存资料需求扩大。人的生产主要分为两种,一是人自身的生产,即是种的繁衍,另一种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两种生产力尽管受到众多因素制约,总体上都处于不断提高的历史进程,前者的提高伴随着时间的积累促进上述组织规模的扩大,种的生产与生产力发展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种的生产带来对生产力提高以获取组织所需生存资料的需求与动机,大量的人口带来的巨大产出代替了生产力提高的动机;生产力提高使人口增长成为可能。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发展决定了家庭内部间两性关系、氏族内部成员关系与氏族间关系的变化发展。生产关系的综合构成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在早期的氏族中,是一种共产的平等的内部关系;但是,这种平等的关系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中生产力带来的对氏族基本单位——家庭中两性生产关系、氏族内部成员生产关系、氏族间的“生产关系”的影响受到破坏并最终在这一系列基本经济条件变化下瓦解。

首先我们看氏族内部,关键在于第一次社会分工——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因为从这之中萌生出私有制的种子。在原始的简单两性分工下,男性主导生产,女性主导家庭内部的活动,两性基本是平等的,只是在家庭内部女性占据主导畜牧业下的牲畜实际上有着比其他当时产品更高更稳定的使用价值,在一些由于区域多样性早期分工形成的简单交换的条件下,牲畜本身参与交换,同时由于其价值稳定的特点而逐渐演变为一般等价物,在交换中形成“占有“的观念与私产的积累,而由于生产的领域是男性主导的,所以男性依仗这种私产在家庭领域代替女性获得主导权,家庭逐渐转变为男性家长的专制家庭;畜牧业的这种独立使氏族成员关系也产生了异化,交换形成的私产在各个家庭中的积累是不平等的,从而形成氏族各个家庭间的贫富差距;同时,畜牧业具有迁徙的特点,破坏了氏族稳定发展的血缘基础。

在氏族之间关系的变化关键在于基于生产力提高的掠夺与战争。如同我们在理论基础与前提中所述,生产分为种的繁衍与物质资料的生产,但前者带来的生存资料的需求与一定生产力水平与时空条件下的产品产出可能是不平衡的。

当种的繁衍即人口规模的扩大带来的需求在短期内受制于生产力有限而不能得到满足,同时也不能通过抛弃氏族成员(老弱为主,如前所述,生存是组织的第一需要,这种抛弃是必然的)削减需求得到更低程度的满足,氏族必然走向被迫的对外扩张与战争。

氏族之间武力差距是存在的,战争的结果就是战胜方对战败方一定时期的劳动力成果的掠夺,这往往是对战败者的毁灭性打击(值得注意的是,在早期阶段,由于这种生死存亡的战争,更低生产力水平的组织逐渐被更高级的组织所取代,这是历史进步的重要手段);但是,这种毁灭式战争是不会持续太久的,因为人们从奴役动物中认识到奴役人的可能性,这种基于战争结果的掠夺逐渐形成一种固定的群体间的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这就是奴隶制的萌芽,这种关系是类似奴役动物的不平等交换关系,处于奴役的氏族为被奴役的氏族提供安全的生存与生产环境以及在再分配时不是完全剥夺而是留出部分产品以维持被奴役者基本的生存与再生产能力,被奴役的氏族向奴役氏族提供几乎全部自己的生产产品并且甘愿处于一种被奴役的更低的政治地位。

这种关系的形成与稳定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的,因为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即是想促成这种关系也只是妄想,人们的生产只能勉强满足个人基本生存,根本没有多余的部分以供剥削,这种关系一旦形成,便在再生产的节点下崩溃;同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奴隶的被剥削量事实上不断增加,这就为奴役另一方的氏族得以不断脱离生产,形成贵族。

但是事实远非如此简单,让我们着眼于战争自身的特性对氏族的内部关系的影响与破坏。战争需要统一的军事首脑,由于战争相较于生产的更高的获取财富的效率,这种不劳而获的事实一经展现便在人们的惰性与自利的倾向下被强化了,由此往往带来更多的战争,由此,在长期的战争中,军事首脑的权力得到加强,同时他本身也会凭借其权力加强其权力,这种权力及其加强很大程度山上体现在对战利品的分配上,尽管氏族制原则上要求战利品是氏族共同的财产,但在于以获利而非满足暂时生存需求动机驱使下的战争,其战利品往往不能得到公平分配,军事首脑往往掌握了分配的权力,以巩固和加强权力、维持氏族内部团结稳定为目的,战利品往往被分配给忠于首脑的成员(战利品成为军事首脑换取支持的工具)和战争中的有功之人及其家庭,这种分配由此必然是不平衡的,由此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中形成氏族成员内部的贫富差距,类似秦朝的军功爵制,这种战争的机制培养出一批新贵族,这批贵族和军事首脑相结合,他们建立在财富基础上的,类似他们的军事首脑,他们获得了相应的政治地位于影响力,但是,他们的经济财富及建立在这之上的政治特权都是建立在损害氏族公有制基础上的,不仅是对氏族经济基础的破坏,也是对平民权利的损害,由此,自由民内部形成了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与自由民与奴隶的对立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建立在显性或隐性的剥削之上的,但是,平民毕竟不同于奴隶,他们是氏族武装的基本组成部分,有可能也有权利组织起来斗争与争取自己的利益,罗马时代十二铜表法的制定即是平民与贵族斗争的结果,这种斗争的结果主要成果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但是,这事实上是一种氏族公有制不可避免被舍弃的无奈的妥协,贵族在战争与剥削平民的所得的合法性得到确认,平民在氏族瓦解中和参战中所得的合法性也得到了承认,这种对分配不公的私有财产的承认与保护自然最终进一步瓦解氏族的经济基础。

从上述氏族瓦解的历程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畜牧业从农业中独立带来的商品交换以及建立于其上的私有制和战争在私有制发展并取得非法性地位过程的推动作用,是氏族的经济基础公有制瓦解的关键。但是,我对战争的持续发生有疑问,尽管战争获取生存发展资料的速度明显高于生产,这种不劳而获、弱肉强食的想法在强大的氏族或者氏族联合体中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但是,氏族基于战争的掠夺是冒着极大风险的,这种风险的成本也很高,战争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意味着在战争时期大量主要劳动力无法从事生产,产品总量下降,氏族本身也是无法完全预估敌对氏族力量的,一旦失败,损失惨重,或许在氏族内部由于部分原因临时生存资料不足的情况下去发起战争与掠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战争所得的诱惑真的能使氏族不断地发起战争吗?这种情况下氏族本身地生存不是面临巨大威胁吗?历史是这样解释的,早期的战争是迅速的,对劳动力的影响与掠夺是短暂而可以忍受的;其次,氏族的确也考虑到了战争这一手段的频繁使用也是对氏族本身的威胁,事实上,每一个氏族在掠夺其他氏族的同时也受到被掠夺的威胁,这就是丛林的生存法则,所以,为了氏族的生存与战争这一手段使用的成功,产生了氏族之间基于各种联系的结盟,由此逐渐形成家庭到氏族,氏族到宗族,宗族到部落,部落到部落联盟的格局,或许我们因为这些联盟因利而结而怀疑其稳定性与持续性,但是,当初在利益的驱使下结成的联合,事实上受到更大范围的集体生活与集体的概念的扭曲,更大的联合如同当初的氏族一般形成更高的集体的利益与价值偏好,并对其中的成员产生影响,使得他们不会可能形成更加紧密的联合体。

以上我们主要谈到了野蛮时代高级阶段氏族的瓦解,下面我们仍然以生产力发展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为线索梳理氏族的异化——国家的产生。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隐性或者显性的剥削。这种剥削关系建立在也导致了阶级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对立。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上述氏族的瓦解中已经包含了国家产生的要素,如上所述,此时的阶级对立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自由民与奴隶的阶级对立,一个是贵族对自由民的阶级对立。

我们先来看自由民与奴隶的对立,阶级对立的根源在于利益的根本分歧,在于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基于战争结果并在战后得到维持与强化,但是奴隶制的消亡是何故呢?是奴隶推翻奴隶主统治吗,当然不是,这只是新的奴隶主统治新的奴隶,原因当然还是在于生产力,但是,吊诡的时,奴隶制的消亡不是因为生产力发展是如此迅速以至于个体劳动生产率得到极大提升并使得众多奴隶从单纯生产中解放出来,以至于他们可以消费更多的多于生存资料的发展资料消费等,从而使生产力与相应数量的人口规模的需求得到适应,从而促进更高的人的福利;历史是如此的讽刺,奴隶制的消亡是在传统奴隶制帝国的衰弱之后,帝国的衰落是普遍而不可避免的,由此带来自由民的产品需求大幅下降,大农庄的生产模式已经因其高额成本难以普遍维持,奴隶逐渐从大规模的集体生产中解放出来,奴隶制的废除仅仅是因为当初剥削他们的人不再需要他们了!

在历史上我们看到这样的场景,公元前的某个奴隶制国家吗,已经产生了水力立碑的技术,但是,这项技术并没有得到推广与运用,原因在于奴隶足够多,足够完成这项工作,如果技术的进步都能得到推广,奴隶制应该早就废除了吧?并不是,人口不仅可以刺激技术需求,这个时候的人是作为消费产品的人,也可以阻碍技术的进步与推广,这个时候的人是作为生产者的人,但是生产者难道不应该希望自己的工作更加轻松、效率更高吗?当然,但是问题在于此时的生产者已经不是那个生活在公有制下忍受生存煎熬的氏族成员,而是被奴役的奴隶,由于劳动的剩余价值几乎全被奴隶主剥削去了,奴隶们自然没有提高技术与促进新技术推广的动机;在奴隶充足的情况下,奴隶主也毫无这种动机,相反,如果奴隶们因为技术提升而有所空闲反而会使他认为他们在偷懒;再次,自从私有制产生后奴隶主逐渐脱离生产一线,在整个奴隶主阶级就生成了鄙视生产的价值观念,这使得奴隶主自身投入提高劳作技术的社会环境恶化。

接下来我们看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事实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奴隶与奴隶主的斗争贯穿着奴隶制社会的始终,并随着奴隶制社会结束而结束,而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则贯穿于封建社会的始终,并随着封建时代结束而结束。在那之后,这种剥削关系主要不再建立在战争的基础上,而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是资本对劳动力剩余价值的剥削。

事实上,资本本身对劳动产品的产生的作用与劳动力自身与技术进步等其他因素相比简直微不足道,但是,生产资料是私有制下生产开展的前提,资本由此获得对产品分配的支配权,类似奴隶与奴隶主之间基于战争结果的不平等交换,资本与劳动力之间也是这样一种不平等的交换。

所以我们要想改变这种不平等关系,就应该废除私有制,而这是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的。

无论是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斗争,还是平民与贵族之间的斗争,他们的矛盾是如此尖锐,以至于需要一个叫“国家”的机器去将他们的不平等关系合法化,提供阶级上升的渠道,提供阶级矛盾调和或者压制的手段与渠道,同时由此衍生出配合这一套机制的国家的物质体系与官僚体系。

恩格斯的国家理论是对阶级斗争理论的具体应用,并作出了国家消亡的假设。最后,让我们回到标题《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通过以上梳理,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基于生产力发展的家庭关系变化最初促成了了私有制的产生与合法化,在私有制对公有制的剥夺与消解中,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建立,形成阶级的分化与对立,最终有这种对立矛盾中产生国家,这便是恩格斯的国家的起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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