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公园平时周几相亲】散文丨西安革命公园

2020-01-12 - 革命公园

因为第一次去革命公园,只能依靠手机导航,过了一个十字路口,一位老人向我走来,我就问革命公园怎么走。老人停下了脚步,认真地给我指点,说往前走不了几步就到了,看见一个过街天桥,天桥的下面就是革命公园的正门。我听老人这么说,急忙从双肩包里取出了相机,做好了拍摄准备,按老人指示顺利到了革命公园正门。

【革命公园平时周几相亲】散文丨西安革命公园
【革命公园平时周几相亲】散文丨西安革命公园

西安革命公园确实不一般,单就公园大门的建筑风格就有特点,矗立在两个门楼中间的门碑独特而引人瞩目,门碑顶上铺着蓝色的琉璃瓦,正面书写着遒劲有力、规整大气的“革命公园”四个字。实际上我来之前就知道,这是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题写的,我还是走近仔细看了一下,不仅仅是看了一下,而是虔诚地像拜谒一位伟大的先贤一样恭敬地站立在它的面前,崇敬瞻仰,当我看到落款是中华民国十七年十月十日冯玉祥书的时候,我的思绪一下子活跃了,我就想着不知道这位伟大的爱国将领能否想到90年后的中国、90年后的西安发展的如此迅猛,我想他怎么都想不到,但有一点他一定知道,那就是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反对民族分裂、维护国家和平统一的努力必将最终成功。

作为现代人庆幸的是正因为有冯玉祥将军这样许许多多的爱国将领、民族英雄,才使得中国人民在当今的世界之林挺直了腰杆,敢对世界上任何邪恶说不了。现在的中国当然和冯将军当时所处的时代不同了,如果他知道的话,一定是无比的欣慰,因为他们当年的牺牲和努力终于开花成果了。想到这里我以一个军人标准的立正向门碑鞠了一躬,睹物思人、缅怀先烈。

实际上,在西安众多的公园当中,革命公园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漂亮的,甚至不常被人们提起。但它却承载和记录了发生在西安的一段悲壮历史,这段历史已经融入了许多老西安人的血液中。

我第一次知道西安革命公园时就纳闷,怎么一个公园还用“革命”二字命名,就觉着不理解。这实际上是我对这段历史不了解。西安革命公园的‘革命’二字指的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国民革命”,当我系统了解了西安革命公园的历史背景后,却被这一段悲壮的史实所震撼。

1928年10月10日为了纪念在坚守西安之战中死难的军民,冯玉祥将军撰书“革命公园国殇墓碑”,2002年西安革命公园新修大门,将石碑中“革命公园”四个字拓下并放大,刻在大理石门牌上,成了今天公园正门的“革命公园”四个字。

发生在西安的那一场极其惨烈的战争是在1926年春,国民政府准备北伐,刘镇华受吴佩孚指派,纠集10万之众杀入潼关,妄图进占西安,消灭革命力量,继续反动统治。一直到1926年5月15日,刘镇华的部队完成了合围行动,烧掉了城外10万亩麦田,同时,在城周围挖掘一条宽深各6公尺、长3公里的断绝沟,并加筑围墙一道,从此,西安和外界完全失去了联系。

起初城里存粮尚多,到6月即告紧张。9月以后,城里连杂粮都已告罄。进入冬季后,西安城内军民已至粮食极度短缺的境地,麸糠、油渣、树皮、酒糟、野菜都成为充饥食物,甚至牛皮制品也被煮了,连中药铺里能吃的药材都被吃光,城内居民曾试图出城就食,却被刘镇华部队以机枪扫射封锁了道路。

在饥寒交迫之际,城内每天都有大批居民死亡。据统计,最惨烈的时候,曾经一天死了约千人。昔日繁盛的街市变为瓦砾场,街角巷尾,随处可见饿死的百姓,白骨累累,满目疮痍。

等到战争结束时,城内饿、病、冻、战死的军民竟达五万之多。围城之战时,死难的军民太多,又无法出城掩埋,于是,城东和城北的荒地便成了掩埋死难军民的乱坟场。革命公园在建立之前,便是这样一处荒地乱坟岗。

当10万镇军兵临西安城下的时候,城内守兵不过万人,且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情况万分危急。城内只有李虎臣的四个团和第十二混成旅旅长卫定一的两个团,都因建制不全严重缺员,合计不足五千人,杨虎城有三个旅五千余人,实力最强。但三部分分属不同系统,并无上下级关系,而李虎臣当时又是陕西军务善后督办,官职最大。所以大敌当前,这三支部队如何团结合作、统一指挥,是最大的问题。

在中共西安组织的推动下,三股力量拧成了一股绳。在各路将领举行的联席会议上,杨虎城率先提议,为统一指挥、共同对敌,守城部队应合编为一军,请李虎臣执掌帅印,实行分区防守,他自己则主动承担敌人主力所在的东城和北城防御任务,后来就是历史上称的“二虎守长安”。

刘镇华又派飞机到西安上空抛撒大量传单,称“凡投降者,见官升级,是兵重赏。枪杀杨虎城、李虎臣者,各赏五万大洋,献此二人首级者,各赏十万大洋,若不投降,破城之日,要放抢七天,鸡犬不留。”然而,这些手段激起的却是全城军民仇恨和守城决心,在杨虎城等人领导下,全城空前团结,一致对敌。

当时,于右任先生闻听西安被围,心急如焚,共产党人李大钊委托他去莫斯科,敦请冯玉祥回国,率领国民军打击北洋军阀,解西安之围。

9月,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在内蒙古五原誓师,集合原国民军部队,改名为国民联军,接受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建议,采取了“平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方针,出兵攻击北洋军阀。

11月28日,冯玉祥援军向西安发起全面总攻。冯将军在攻击西安十里铺刘镇华大本营时,西安城内守军也乘机出击。在内外夹攻之下,刘军全线动摇,刘镇华仓皇逃到豫西陕州。随即,紧闭了8个月的西安城门终于打开,西安迎来了久违的和平,然而和平的代价确实惨烈,城内所见树无皮,草无根,人无颜色,满目疮痍。5万多死难同胞,占到当时西安城人口的1/4。

十万军民负土建坟,3043人安葬于现在革命公园的东西大冢

从革命公园正门往北,过了喷水池两侧便是公园的标志——东西大冢。当时冯玉祥、于右任、杨虎城等革命将士亲临负土填坑,在园内东西两侧,堆起两个大冢,“3043人。”1927年1月26日起,革命大祭委员会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搜集城内外无人掩埋的遗骨,当时究竟找到了多少具遗骨现在已无从考证,其中大部分遗体后来都被家人或亲友认领并安葬于别处,剩下的3043具无人认领的遗体,最终被安葬在革命公园。

如今革命公园中的两处大冢,通高仅有2.2米,掩藏在树丛中很难发现。西边的是女冢,东边的是男冢,它们被俗称为万人冢。由于建冢大祭时离围城之战结束已有近4个月,许多遗骨已经分不清性别、年龄,于是便以发型分辨男女,凡头部无发或后脑部有短发的定为男性,凡头部全是长发,无论头上打髻或梳辫均定为女性。

看着如今被绿草覆盖的大冢,我从有关资料上查到1927年3月12日,国民联军驻陕总部在西安红城北门外(即革命公园内)举行规模盛大的追悼大会和公葬仪式。西安城内10万多军民群众纷纷赶到现场,冯玉祥、刘伯坚、于右任均出席哀悼大祭。

悲痛伤感的气氛弥漫全场,众人纷纷落泪。大祭的所有参加者,不论是冯玉祥、于右任,还是在场的军人、民众,人人来到北郊草滩,装满一袋袋黄土,再背负到大祭现场,倾倒黄土坟上,一袋袋的黄土倒下去,两座土堆越堆越高,终成两座大冢。

西安守城战虽然表面上看是军阀间的战争,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北洋直系军阀在当时是反动的势力,而国民军是深受孙中山影响的军队,代表着先进的势力,本质上是不同的。袁世凯用两面手段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可称中国最黑暗的日子,孙中山号召以武力推翻北洋军阀,进行了长久不懈的斗争。

1926年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政府北伐军再次掀起打击北洋军阀的高潮,西安守城战牵扯了7万北洋军阀军队,有力支援了北伐军的进攻,又为北方南下的冯玉祥国民联军守住了一个东进攻击北洋军阀的立足点。从历史发展来看,西安守城战是正义之战,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可歌可泣,永垂千古。

1926年12月中旬,国民联军发起成立了“陕西省革命大祭筹备委员会”,决定大祭安葬死难军民,除自愿迁葬城外者,在西安城内择地集体安葬。委员会在城内东北角建立了一个纪念公园,就是革命公园。

革命公园的标志性建筑革命亭,是拆了西安清代贡院的明远楼迁建于此,改名为革命亭。革命亭后是忠烈祠,纪念西安守城战死难军民。革命公园内另有杨虎城、谢子长和刘志丹的塑像,还有共产党员王泰吉、王泰诚烈士纪念亭。现在的革命公园树木参天,风景优美,成了人们游览休息、学习历史的好场所。

当我走进革命公园的时候,首先看到了一块巨大的磐石上刻着杨虎城将军为公园落成时的题词。透过照相机镜头,我发现前面不远处,一堆人围拢在一起学习手鼓,在围观的人群中,一位独腿青年,背着很大的双肩包,拄着拐杖,尽情地欣赏着,我赶紧拍摄了一张,冥冥之中,这位独腿残疾青年人,他的坚强与豁达好像与革命公园的名字有着某种不能言表的契合。

我急切地来到杨虎城将军、谢子长烈士的雕像前,想到了在古城西安胜利解围之时,杨虎城将军对西安守城战役说过“功满三秦、怨满三秦”的历史评价!通过这八个字,我对杨虎城将军当时的心境曾作过猜测和分析,但将军一心为公、一心为民的民族气节是毋庸置疑的。

走出了夏日里西安革命公园,对我这个西安的外来人说,能在炎炎高温下来一趟西安革命公园,缅怀先烈,了解历史,接受教育,是多么有意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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