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黎巴嫩化 叙利亚动乱:人为的黎巴嫩化

2019-04-11 - 黎巴嫩

叙利亚动乱始于2011年3月15日,地点是边界城市德拉,大马士革政权圈子里都将这里视为“伊斯兰颠覆之路”。由于横跨边界,这里的逊尼派部族一向都不接受大马士革的统治,而约旦的穆斯林兄弟会在这个地区也非常活跃。自巴林发生政治动荡以来,沙特的地产商们蜂拥而至,给予了该地区的部族首领们大量经济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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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事件是由德拉的“少年抗议事件”引发的。首次示威发生在市中心的清真寺前。一些少年高举标语批评政府,要求省长辞职。这些少年很快被捕,随后受到了折磨(指甲被拔等),其中3人被杀。当家长们要求释放孩子时,省长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再生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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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们生不了,可以把你们的女人带来,我们可以让她们生。”这些家长受到了公开侮辱,他们找到部族首领,在省政府门前组织示威。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德拉的省长不久被巴沙尔解职。巴沙尔后来还接见了受害者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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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被军队镇压下去了,但与此同时,类似运动在国内其他地方爆发,只有大马士革和阿勒颇这两个最大的城市还是例外,这两个城市的人口占叙利亚整个人口的一半左右。自4月份开始,示威行动密集出现,不仅在大马士革,而且在代尔祖尔(东北部)以及在东北部边境的多个地方连续出现。普遍来看,示威大都发生在逊尼派清真寺的周围,尤其会在基期五祈祷后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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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在突尼斯和埃及发生的一样,人们注意到,社会运动最开始都是要求拥有更多的公民自由。在这一阶段,示威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只是建立在家庭和街区团结之上的临时起意的行为。

到了第二阶段,这一运动更具有了教派色彩。逊尼派清真寺无可辩驳地发挥了催化剂的作用,而要求对穆斯林进行现代化的叙利亚人在国外的代表(分别位于艾克斯—拉沙培尔、伦敦和华盛顿)都呼吁扩大动员,但他们也没有明确的口号。这些从首次“大马士革之春”后逃离叙利亚的人、还有国内反对派的人士都已经过时,此时人们已经大量使用“数字网络”。

受到地方上的无能部门和已经腐败堕落的领导人的安全至上政策的蒙蔽,中央政府未能真正了解事件的发展进程。德拉事件的解决遭到失败,就是叙利亚政府运转不灵的表现,巴沙尔-阿萨德没有抓住机会平息事态、重新开启全国大讨论。在政府内极端保守分子的影响下,他选择了镇压并谴责外国干涉。

抗议的策源地

民众的反叛首先是在历史上经常发生抗议的地区爆发(如同班加西对于利比亚一样)。反抗的中心点通常都是与约旦、土耳其和黎巴嫩接壤的边境城市。发生最大规模示威和最猛烈冲突的两个城市是德拉和霍姆斯。

霍姆斯是一个逊尼派人口占多数的城市,它靠近黎巴嫩(20公里),且与国外保持着多种多样的联系(合法的、非正式的贸易)。它还靠近哈马市,这里曾是1982年时哈菲兹-阿萨德镇压穆斯林兄弟会武装反叛的战场(当时的受害者估计在l万—2万之间)。这里也是叙利亚最大的省,占叙利亚25%的领土,是农业用地最多的地方,而且边境紧邻黎巴嫩和伊拉克。

霍姆斯传统上犯罪率就很高(毒品走私和消费品走私较多)。武装团伙从2011年5月开始叛乱。6月,他们组织了民兵组织“自卫军”,逐步从保护逊尼派地区发展到打击阿拉维派地区和警察、军队所在地。然后出现了公开的“萨拉菲主义”组织,它们受黎巴嫩事件的启发,也开展类似的招募行动。

他们的诉求和战术令人想起了凯比尔河事件(2007年5月20日,在巴勒斯坦大法塔赫伊斯兰组织出现后,黎巴嫩军队轰炸并打击了那里的营地)。2011年12月8日,这些武装分子袭击了霍姆斯的炼油厂,以便让这里的石油供应更加短缺,加剧人民的不满。这些起义者占领了霍姆斯的多个街区,宣布建立叙利亚自由军。

德拉(位于该国南部,通向阿曼和沙特,距离叙利亚与约旦的边境只有4公里)一直是进行两种反抗的城市,一个是反对阿拉伯复兴党的统治,另一个是反对当权的阿拉维派,其支持者来自外省和农村。由于横跨边境,这里的逊尼派部族从来都不接受大马士革的统治,而且作为“伊斯兰颠覆”之路的必然通道,它成了约旦穆斯林兄弟会的桥头堡,而它得到沙特支持,早已在这里扎根!

大马士革和阿颇勒的示戚规模则小得多。在首都大马士革市,只有居住在东北部和东南部地区的一些下层民众参加。这里之所以局势稳定,主要是因为城市的逊尼派商业资产阶级与政权结成了盟友。只要“集市”(指商业活动)不太收到局势影响,拥有特权的商业资产阶级的后代们不参加运动,那么这两个中心城市—政权和国家的真正支柱—就可以保持稳定,因为叙利亚的稳定也是建立在基督教徒、库尔德人和更低程度上包括德鲁兹教派等占人口少数的基础之上。

反抗运动的激进化

从3月18日起,也就是在反抗运动开始后3天,不仅在德拉而且在霍姆斯、哈马以及接近土耳其边境的不同地方,都出现了武装组织的痕迹。但在3个月的时间里,示威游行总体上还是和平的。反抗运动的活跃分子尽管与军火走私集团保持着联系,但还没有人使用武器,他们只是开始储备军火,挖掘了掩护军火和人员撤退的地道。

在反抗运动开始前,叙利亚政府就确定有6.5万人从事走私而未受到任何制裁,他们通常都活跃在边境线上,与地方政府都有勾结(省政府、警察和安全部门、海关、部族等)。军火都是通过这些网络被运到叙利亚国内的。

在几个星期的反抗和镇压之后,很多和平示威者被捕,街头上剩下的人都变得激进起来,这时民众开始注意到,出现了拿起武器的示威者,他们都得到了外国的支持,军队里也开始有人开小差。从2011年6月起,在大部分反抗运动的中心,行动开始激进化,他们开始要求巴沙尔·阿萨德下台,结束当前的政权。

根据主要是从国内反对派的代表和宗教社群领导人那里收集到的众多目击证据,从2011年夏天开始,示威就不再具有和平性质,活跃分子最经常做的事,就是寻求与维护秩序的警察发生直接冲突并拿出自己的武器。

东正教的教长格雷高利奥三世认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革命,年轻人没有什么目标和路线,只有毁灭和挑衅的意愿,以便引发更多暴力,让叙利亚给人留下恶劣印象。”他出生的村庄距德拉只有几公里,他讲述说:

第一次示威发生在2011年5月,有300人参加,示威人群找茬,与反击的军队发生冲突。结果有3人死亡。

第二天就有1万人以和平的方式参加了前晚死难者的葬礼,而且“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国内反对派的领导人很不了解这些“新示威者”,因为在2000年夏天“大马士革之春”时,他们还没出现。在这些领导人看来,这些“新示威者”属于“自发的一代”,与突尼斯和埃及相同,其身份都是通过数字网络确认的。

反抗行动并不是统一的,唯一的共同特点是,很多都是临时出现,没有经过协调,只是通过亲戚、近邻的方式集合起来:先是家庭、街区,然后发展到部族、教派等。其中星期五的祈祷活动,增强了反抗运动的教派性特点。

但确认武装分子的身份仍然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因为他们包括三种人:普通的罪犯、走私犯和萨拉菲主义分子集团(叙利亚人、伊拉克人、约旦人和黎巴嫩人)。运动之所以呈现激进化的特点,主要还是三个变化相结合并相互影响的结果:在叙利亚与土耳其边境上(位于西北部)的难民营里,难民人数大量增加;逊尼派士兵开小差增多;霍姆斯逊尼派街区成为“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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