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是谁挑起的 皖南事变给党性教育敲响警钟

2018-10-07 - 皖南事变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中,党性一词在1941年之前很少出现,而在1941年之后成为热门话题,原因就在于这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决定》对增强党性作出了明确规定

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研究事变后的局势与对策,总结其中的历史教训。中央认为:“一切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即是说党性不纯的同志,特别是军队的领导人员,必须深自省察。须知有枪在手的共产党员,如果不服从中央领导与军委指挥,不论其如何自以为是与有何等能力,结果总是要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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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强调,“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与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决不可轻视”。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向全党提出加强党性教育的问题。

为增强全党对于党性问题的认识,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由王稼祥负责起草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194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决定》。决定指出,党内在党性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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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请示中央或上级意见,不尊重中央及上级的决定;随便发言,标新立异,以感想代替政策;独断独行,或借故推脱;两面态度,阳奉阴违,对党隐瞒。二是在组织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强调独立活动,反对集中领导;本位主义;调不动人,目无组织,只有个人,实行家长统制;只要下面服从纪律,而自己可以不遵守;反抗中央;轻视上级,超越直接领导机关去解决问题,多数决议可以不服从;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在干部政策上毫无原则,随便提拔,随便打击;感情拉拢,互相包庇;秘密勾搭,派别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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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在思想意识上发展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反对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都表现个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个人突出,提高自己,喜人奉承;吹牛夸大,风头主义,不实事求是地了解具体情况,不严肃慎重地对待问题,铺张求表面,不肯埋头苦干,不与群众真正密切联系。

《决定》指出,为了纠正上述违反党性的倾向,必须采取以下办法:一是应当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不允许任何党员与任何地方党部有标新立异、自成系统及对全国性问题任意对外发表主张的现象。

二是更严格地检查一切决议决定之执行,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两面性的现象。三是即时发现,即时纠正,不纵容错误继续发展,对于屡说不改者,必须及时预防,加以纪律制裁。四是在全党加强纪律的教育,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

无论是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都必须如此。五是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要提倡大公无私,忠实朴素,埋头苦干,眼睛向下,实事求是,力戒骄傲,力戒肤浅的作风,改造把理论与实践、学习与工作完全脱节的现象。

六是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于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

任弼时对出台这个决定的原因作报告进行了专门解释

对于中共中央为何要作出这样一个决定,1942年7月14日,任弼时在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时专门就此作了解释。

任弼时说,之所以把党性锻炼当作单独的问题提出来,首先,是“党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当中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正因为如此,“党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内部的统一团结,更加需要思想一致、行动一致,更加需要巩固我们自己,防止敌人利用各种机会和间隙来破坏我们党的团结”。

其次,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迅速壮大,成分相当复杂。党是处在比较分散的、长期的游击战争的环境中,而且又是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里。任弼时认为,需要通过增强党性、克服不好的倾向来团结内部。

再次,“从我们党的历史上说,我们党内还存有一些弱点,需要我们党更加注意这些弱点”。任弼时这里所说的“弱点”,首先讲到的便是张国焘“一直走到公开的反党,公开的成立中央与我们中央对立起来,分裂党的组织”。其次是“在抗日战争当中,某些党部的同志对中央采取不尊重的态度,也可以说是采取对立的态度,没有根据中央的政策、方针进行日常的工作”。

这里所指的显然是抗战初期王明及其领导的长江局。此外,“也有个别党部,或者个别干部,对于带有全国性的政治问题随便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依据自己的估计决定党的政策”。

在后来的整风运动中,《决定》成为干部整风学习的必读文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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